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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T 杀君马者道旁儿

难怪,当年,鲁迅,胡适,陈独秀等,都是不主张学生上街的。 蔡元培目光如炬. 我们又读到了多少真正的历史啊…一声叹息。   杀君马者道旁儿 / 镜子 2011-01-24 00:41 | 阅读(133) | 标签: 五四, 激进, 义气, 枪手, 牺牲品 | 字号:大 中 小 作者:林达   最近读罗家伦女儿对父母的纪念文集。先浏览了此书作者的出版后记。罗久芳提到,编辑高艳华女士建议:把纪念文字和传主遗作合而为一,合成一本“从多个角度出发的传记”。罗久芳希望,这样安排,能使得“读者不仅能从中认识我父母亲的生平,也能够体会出他们那个时代的沧桑”。读罢,感觉这个设想真是很成功。   罗家伦曾出任清华大学(一九二八年八月至一九三O年五月)和中央大学(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一年)校长,清华从一个半旧半新的学堂转型为一个现代化大学,罗家伦是最初推手。罗家伦以他三十来岁的旺盛精力、多年游学欧美的见识和过人魄力才干,给梅贻琦继任主持清华发展,打下了重要基础。除了教育家,罗家伦又是外交家和著名学者。可是,正因为他和胡适一般,曾居于海峡另一端,一个出色前辈,也就迟迟不能被此岸的故国后人有所了解,这本书不是面对学者研究圈,而是面对我这样的普通读者。可它又不是对先人歌功颂德的泛泛之作,而是让我们有机会以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前辈和他们的旧时代。那个时代并不因其远去就和我们毫无关联,它是我们经历的新时代的母亲。例如,罗家伦一辈所经历的、我们现在年年还要纪念的五·四运动。   我们看先辈学人,总有个明知故犯的偏差,就是很容易注重他们功成名就之后正襟危坐的模样,便以为这是他们一以惯之的形象,而忘记他们也曾经年轻,曾经也是嬉笑怒骂、活蹦乱跳、口出狂言的毛头青年。读到五·四,不由想起自己中学的教导主任杨漱敏,她是九三学社创始人笪移今先生的夫人,高度近视眼,一头短短的白发。在一二·九运动纪念日,她主动向我们回忆当年之亲身经历。那些书本上的意义我都忘记了,留下印象的就是亲历者的细节,说是一招呼大家就去了,一会儿要跑,就拼命跑,要站住,就满街挤个水泄不通,小姑娘的杨漱敏最惊讶的是,看着两个男同学被挤得跳进了街边一口大大的空铁锅。还有回到学校又如何兴奋得很多日子静不下来。这让我知道这些事件不是历史课本上一个抽象的概念,这是一件具体的事情,而参与者多为比我当时大不了几岁的学生。   五·四运动源于一次世界大战之后,德国在青岛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而没有归还中国。这里面除了中日私下交易,还涉及一次大战中国的参战程度,涉及巴黎和会的力量配比,种种复杂纠葛导致出这样一个结局来,有历史的偶然和必然,这不是本文探讨的范围。只能说,这样的结果在当时的北京大学,必会引发出一场以爱国为主题的学生运动来。  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一天,游行集会抗议都不在话下。最后的高潮是发生了火烧曹(汝霖)府和“痛打卖国贼”章宗祥的事件。章宗祥被殴重伤,一度生死不明。读“五·四”的罗家伦回忆,最初引起我兴趣的,正是围绕这一历史细节前前后后的故事。   为了反对中日密约,“五·四”一年前的一九一八年,已经有了一次新华门总统府请愿的学生运动。这两次运动罗家伦都是发起人之一,更因其后者被称为“五· 四干将”。这个干将在一九一八年发起请愿是二十一岁,“五·四”那年是二十二岁。大家都知道,那一天群情激奋。在走出校门前的一次集会上,四年级学生许德珩慷慨激昂发言。他二十五岁才进入北大,一九一九年二十九岁,是学生中年长的一个。他后来成为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;会上刘仁静挥动小刀意欲自杀,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,当时十七岁。后来代理北大校长、也是后来的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,一些书中称他为五·四学生领袖,其实不然。五·四那天阴差阳错,他本来要被学生推选为副主席的,结果被一个同学打了一拳,一怒之下傅斯年和五·四运动脱离干系,再无瓜葛。傅斯年当时二十三岁。   关于发生在曹府的故事,现场目睹的人并不多。许德珩当时在场。他不仅后来一直是九三学社的领导人,还坚持申请加入共产党达五十三年之久,在九十岁才如愿以偿。他长期作为大陆政治人物中的五·四先驱,为我们传承这段历史。   罗家伦后来去了海峡的另一边,他当时也在场。他非常中性仔细地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事情。章宗祥先被群众痛打一顿,“忽然有人说‘打错了’。大家便一哄而散。”章已经不能起来,对一个被认为错打重伤的无辜者,在场学生无人救助。而是由在场的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佣人把他抬出曹府抬到一个杂货店。“群众中忽然有人叫‘刚才并没有打错’”,就“重新把章宗祥拖进曹宅来,”唯有那个日本人冒死试图保护他,学生们“拆散了一张铁床,拿铁床的棍子来打,所以章宗祥当时确是遍体鳞伤,大家以为他已经死过去了。……我还亲眼看到江绍原拿了一床红绸的被子,拖在地上,撕了一块红绸,拿在手里,乱晃几下,说是‘胜利了!胜利了!’”曹家的室内陈设被学生门纷纷砸碎,包括众多香水瓶,“香气四溢,不可向迩”。罗家伦看到高等师范的学生从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(火柴)开始放火。罗家伦在回忆中问道:“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,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?结果,曹宅烧起来,徐世昌便下了紧急命令,叫军警捉人。”罗家伦出了前门,可是救火队和水夫,已经把一条街挤得水泄不通。几十人尚在曹宅来不及出来,被军警逮捕,其中就有许德珩。   五·四当天,一场民众抗议政府对外政策的爱国运动,就以一个纵火及殴人重伤的高潮告终。在如此混乱的民众运动中,发生这样的暴力刑事案件,古今中外都难避免,更何况中国民众大规模请愿干政,还是初试牛刀,不割出血来才是奇怪事情。问题是割出血以后怎么办?   我觉得好奇的是,我们可以看到,大规模“运动”本身就有制造问题的能力。一旦问题被制造出来,一是新问题成为当务之急,而引发运动的国家大事反而退而为其次;二是新问题可以成为“运动”的进一步推动。两天后,章宗祥还没脱离危险,曹宅当然已经烧光。记得我们的历史课本上没有罗家伦这样的细节,历史书也在暗示和引导我们:痛打、火烧的对象既然是卖国贼,也就是无可厚非之正义行为。就在当时,大多人怕也是持这样看法,否则事情不会如此发生。   不到二十二岁的罗家伦五·四那天回来累得倒头大睡,第二天起来,还在奔走,并且参与了全体通过的北京学生罢课决议。在一年前新华门总统府请愿的运动发生时,事件一发生校长蔡元培就立即辞职。最后是学生表示退让回校,由罗家伦等学生劝说校长回来。这几个学生有个基本概念,就是不能伤害北大。为此,发起运动的罗家伦还被顾颉刚痛骂了一顿,一九一八年,顾颉刚二十五岁。这一次,五·四出了大事,有多名学生在曹府现场被捉,蔡元培根本不提辞职,而是主动联系所有大学校长,商讨如何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。   在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,这类事情的处理是桥归桥,路归路。抗议集会在法律容许范围,政府不可以不批准;发生违法暴乱行为,独立的司法不可以不惩治,政府行政分支干涉都无用,行政干预司法乃宪政法治之大忌,休提。当然再往前推一步,是政治透明,重大外交举措不可以隐瞒民众。而一九一九年的中国,很容易一步错而步步错,或者说一步偏差而步步偏差,整个思路逻辑都对不上。政治是不透明的,民众抗议是容易失控的,司法不是独立的,所以被捕学生事情是政府行政说了算,这样歪打正着,倒也就有交易可做。   罗家伦估计的政府思路大致不会错:“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长久的罢课下去,一定是要出事的。而且五月七日是国耻日,更容易出事。”所以北京政府刚刚听到学生决定罢课的消息,就把“明天全体复课,明天就立刻可以放人”的交换条件提交给大学校长。五月六日当晚十点,蔡元培紧急召集北京各大学校长,在他的办公室接见学生代表。罗家伦回忆,学生代表都说“昨天才决议罢课,明天便要复课,乃是办不到的,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。”唯一例外地赞同这个妥协的是罗家伦:“我说:现在如果尽让同学们关在里面,也不成事,况且我们这一次有放火及殴伤等重大情节,(当时章宗祥还没脱离危险境界,有两天没有大小便,医生说他命在旦夕了。)适巧政府又捉去我们几个人,用这几个人去抵命,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”罗家伦向校长们确认妥协交易的可靠性,校长们说,“我们可以以生命人格为担保”,还告诉学生代表,京师警察总监“吴炳湘也曾发誓过‘如果复课而不放学生,我吴炳湘便是你们终身的儿子。’”于是,罗家伦说,“我以为既然如此,我们就复课好了。”其余学生领袖一致反对,可是既然罗家伦说出来了,他们居然也都勉强照办,可见二十二岁的罗家伦在学生中也确是最有威望的领袖。第二天北京各大学先后复课,“到了十点钟,全部被捕同学从警察所送回学校来,大家都列队在门口迎接,当时那种痛哭流涕的情形,真是有家人父子于离乱巨劫以后相遇时之同样感觉。”   过去我们更多看到蔡元培救援学生一节,现在下文已经渐渐为人熟知:学生出狱,蔡元培就离北大而去。留下的一封辞职信引的典故成为学生们费解难猜的谜,“杀君马者道旁儿。”“民亦劳止,汔可小休。”罗家伦回忆说,学生们纷纷去请教国文老师,让那些被新文化运动冷落的老夫子们好好得意了一番。对于当时北大学生的国文水平来说,这实在没什么难懂的。或许是他们不愿意或不相信他们读到的意思罢。蔡元培清楚看到,虽身为校长,下面的局势他无力回天。   下面是没有蔡元培的学生们自己运转的北大。章宗祥还没有脱离危险,“时时有死耗之传闻”,学生们显然还在担心是不是有司法的追查问罪,“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,在这个时候死了,他本来死有肺病的,在‘五·四’那一天,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,吐血加重,不久便死了,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,所以订下一个策略(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)硬说郭钦光乃是在‘五·四’那一天被曹家用人打死的。于是郭钦光遂成为‘五·四’运动中惟一烈士,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吊祭,和挽章哀辞的追悼。在上海还有一位女士,当众痛哭郭烈士。”虽然这一“策略”不是罗家伦提出,他显然在当时也接受了。所不同的是他不掩盖事实,还在事后反省这样做的正当性。   北大学生走向全国,派去的学生密电回来,告诉北京同学“可以相机发难”。于是,学生领袖分两天派出几百名学生出去街头演讲,就又有被捕。这次学生被捕已经不涉命案,也在预料中,就有慷慨以赴的气慨,甚至又成策略:被捕本身又可推出高潮,罗家伦如地下工作一般,偷偷发出学生被捕的电文,成为各大城市新的耸动新闻。南下点火的北大学生,遂发动劝说上海商家罢市,“甚至于要求不遂,向商店老板跪下去。到了六月四日,全上海罢市了,别的地方跟着罢市的也有好几处,而天津方面,因为一个南开学生马骏在商会代表的前面,用一只碗向自己脑壳一打,表示他要求的决绝,商会方面的人大为感动,也罢市了。” … Continue read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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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T: 奥巴马:我们只有团结才能强盛

Very touching. Deep to your heart.   ZT: 奥巴马:我们只有团结才能强盛 奥巴马总统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枪击案受害者悼念仪式上的讲话 1月12日,奥巴马总统在亚利桑那大学麦克凯尔纪念中心(McKale Memorial Center)为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枪击案受害者举行的“图森和美国:让我们团结强盛”(“Together We Thrive: Tucson and America”)悼念仪式上发表讲话。以下是讲话中译文全文,由美国国务部国际信息局(IIP)翻译。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–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 2011年1月12日 奥巴马总统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枪击案受害者悼念仪式上的讲话 “图森和美国:让我们团结强盛”悼念仪式 亚利桑那大学麦克凯尔纪念中心 亚利桑那州图桑 美国山区标准时间晚6:43 总统:谢谢大家。(掌声)非常感谢你们。请就座。(掌声) 各位遇难者的亲人及朋友、这所大学的各位同学、今天在场的政府公务员、图森的市民和全亚利桑那州的人民:今天晚上,我作为一名美国人来到这里,像所有的美国人一样,今天同你们一道跪下祈祷;明天同你们站在一起。(掌声) 我无法用任何语言来弥合你们心头骤然撕裂的创口。但要知道这一点:今晚,这里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希望。我们同你们一起悼念。与你们哀戚同在。我们把自己的信心与你们的信心汇聚到一起,让加布丽埃勒·吉福兹(Gabrielle Giffords)众议员及这场悲剧中的其他幸存者将转危为安。(掌声) 《圣经》中说: 有一条河,它的溪流令神之城欢悦; 这城就是至高者之圣所。 神在其中,使她坚不可摧; 破晓之际,神将助她。 星期六早上,嘉比[“加布丽埃勒”的昵称 – 译者注]和她的工作人员及她所在选区的许多民众聚集在一家超市门前,行使他们的和平集会与言论自由的权利。(掌声)他们这样做是遵循建国先贤们所憧憬的民主制度中的一条基本要求:人民代表回答选民的提问,再将他们的问题带到首都。嘉比把这样的活动称为“街头国会”(“Congress on Your … Continue read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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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rework by Katy Parry

Version in Victoria Secret Show 2010 And also have good lyrics Do you ever feel like a plastic bag Drifting throught the wind Wanting to start again Do you ever feel, feel so paper thin Like a house of cards … Continue read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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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t 陈炯明:悲伤的乌托邦

The history in real history are only facts. The history in textbooks are only stories. 陈炯明:悲伤的乌托邦 xilei 2011年1月8日 12:38:00 分享 历史学家说,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历史课本里的陈炯明,是以一个乱臣贼子的面目出现的,作为反动孙中山的可耻下场,来教育一代代天真的小孩。无论国民党史还是共产党史,都将陈炯明描绘成一个军阀,一个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,一个炮轰总统府的刽子手,他的所谓贡献,总是被一笔草草带过。 不过,折戟沉沙铁未销,时间总能磨洗出一些真相,将近一百年过去了,随着史料的发现,以及意识形态的松动,陈炯明对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,他的自治理想与实验,他与孙中山的恩怨是非,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。人们才发现,这是又一位被湮没的辛亥元勋。 1925年,孙中山逝世的时候,陈炯明曾手撰一副挽联:“惟英雄能活人杀人,功罪是非,自有千秋青史在;与故交曾一战再战,公仇私谊,全凭一寸赤心知。 ”在知己相惜的情怀之下,似诉英雄心中不平事。可以看出,在这两位大人物之间,发生了太多的故事。” 鲁迅去世的时候,徐懋庸曾写过一副对联挽鲁迅,“敌乎友乎,余惟自问;知我罪我,公已无言”。敌,友,知,罪,倒是这两位陈炯明与孙中山两位辛亥元勋一生关系的写照。 1933年9月,陈炯明去世之时,香港《工商日报》评价道:“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,中国死了一个好人。 自治理想 陈炯明于1878年生于广东海丰,原名捷,字赞之,又字竞存。陈炯明出生的当天,恰逢其父陈曦庭乡试中榜的捷报亦到,父亲遂为儿子起名为陈捷。 陈炯明3岁,自幼顽劣异常,但少年时期性情大变,发奋苦学,且温文有礼,20岁的时候中了清朝的秀才,成为一个书生。但当时的大清朝气运已尽,帝国的大厦正在倾覆之中,维新思想、革命风潮在广东正在流行。受新思潮的影响,1906年,28岁的陈炯明到了广州,求学于广东法政学堂,成为第一届学院,两年后以 “最优等生”的成绩毕业。 1909年毕业以后,陈炯明任广东谘议局议员,提出了《革除衙署积弊案》、《废除就地正法案》、《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》、《禁绝一切赌博案》等提案。这些提案显示出了陈炯明深受乌托邦思想的影响,“自治”也成为一生追求并践行的理想。 1909年,陈炯明加入了中国同盟会,1911年3月,他参加了黄花岗起义。 1913年,陈炯明参加二次革命失败,陈炯明流亡到新加坡,当时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,并且要求党员画押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,陈炯明第一次表现出了他对孙中山的不从,拒绝宣誓效忠参加中华革命党。 1916年,陈炯明回到广东发动起义,参加讨袁的护法运动,任闽粤军总司令,占领了闽西南的漳州、汀州等地,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。在这个不大的地盘上,陈炯明开始了他自治实验,那是中国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乌托邦中的一个。 漳州新政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,陈炯明流亡香港,结识了比自己小6岁的精神导师,就是信仰安那其主义的刘师复。安那其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, 宗旨是无政府、无宗教、无家庭,各尽所能,各取所需,老有所养、幼有所依,百姓互助合作,没有贫穷,也没有剥削。刘师复的描绘,和陈炯明的自治理念不谋而合,也成为漳州新政的根本思想。 在那位刘师复的影响下,陈炯明构筑了他的“自治”“联省”“联邦”三大步骤,他以后的政治生涯,都是围绕这三大步骤紧密相关,他与孙中山的决裂,也源于“自治还是革命”这一路线的冲突。 在闽南二十六县这个小小的“闽南护法区”,陈炯明究竟做了些什么呢? 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,2008年的《国家历史》杂志比较集中地整理了陈炯明的施政内容,抄录如下:他建设了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、第一个现代公园、第一片城乡公路网、第一家银行,还建设了贫民工艺厂、迎宾大旅馆,在公园的门口,竖着高大的石碑,四面分别篆刻着“博爱、自有、平等、互助。” … Continue read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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